中国工作与生活界线不明显 更重视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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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陈辉云(TanHweeHoon)、土耳其萨班哲大学的管理学教授瓦齐兹(S.ArzuWasti)及伊赛(SelinEser)的共同研究表明,中国和土耳其与西方社会相比,人们的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线并不特别明显。
建立工作信任的方法不止一种,但陈辉云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确对建立信任的过程产生影响。“虽然有少数研究聚焦于跨文化信任问题,但绝大多数仍依赖由北美国家创建的信任模型;而我们在中国深圳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的研究却并非如此。”
研究结果显示,仁爱是推动多数信任建设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同事之间的信任。仁爱在对上级建立信任过程中的作用相对弱一些,因为公正和公平在其中也很重要。在建立与下级之间的信任时,可预测性及个人能力是推动上级建立信任的主要动力。
“权力距离”约束上下交流
谈及整个研究背景,陈辉云指出,两个国家均有类似的且很强的“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和“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的文化传统。这两种特征的存在意味着该种社会对等级制度的认同———即人们接受上下级拥有不同权力的概念,且比较喜欢规章制度以及结构明确的环境,而非模糊与不确定。与之相反的是“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较弱的社会,在该种社会中,上下级之间可以平等交流、各抒己见,并且规章制度越少越好。
陈辉云解释说,“对中国与土耳其的比较性研究为理解信任问题提供了语境更强的一种方法。我们认为,组织内的信任关系存在于不同的信任焦距之间。”这些名为“信任焦距”的领域分别是:同级之间的信任、对上级的信任以及对下级的信任。
该研究的对象包括在大型企业工作的30位土耳其员工及30位中国员工,双方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陈辉云表示,多数信任研究均对领导者的素质及对上级的信任进行了考察。“而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组织内不同级别之间的交流,如同级或与下级之间的交流,可获得更多洞察。关于同级之间的信任认知与其它信任焦距的认知两者之间的联系,目前尚无研究可循。”
陈辉云指出,“目前还很少有研究同时针对横向信任及纵向信任。鉴于同级在个人的工作关系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此项研究有助于了解员工之间如何建立信任的过程。”纵向关系会涉及到诸如上级领导等掌权人士,而同级之间的关系内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权力的不平衡性,因此不会受那种纵向权力动态变化的影响。
集体主义推动溢出效应
早期许多研究已明确了建立信任的主要特征如能力、仁爱以及正直,而除了这些相似性之外,研究还发现,中国与土耳其文化有一个共同点:个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线是相当模糊的。集体主义文化推动了从工作到个人的溢出效应,例如个人信息、时间与空间的共享,藉此来连结员工的工作关系。
研究发现,对上级的信任主要是在工作环境中形成或加强的。两国员工均认为,无论在个人还是工作关系中,最重要的信任特征就是仁爱。被调查的土耳其员工认为仁爱体现在多个方面,表现形式包括职业指引、对员工表示理解、对下属的过失或错误表示宽容以及大公无私的态度,例如上级会鼓励被调查者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在中国的被调查者看来,仁爱不是建立信任的唯一条件,还包含了其它特征,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授权及互让互惠、强调双方责任的重要性以及依赖团队成员来完成工作等。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两国受调查者提出的实例分别描述了信任在工作与个人关系领域内的扩展经过。中国被调查者的实例是上级为患有流感的下属提供医疗服务,土耳其员工的实例是被调查者在结婚和生子的时候,原工作单位的经理提供了资金援助。
土耳其被调查者认为,上级的家长式行为是构成或加强信任的基础。这与中国被调查者提出的背景是相似的:卓越的领导关心下属的福利以换取下属的忠心。另一方面,土耳其员工认为的仁爱更类似于人性化和亲和力,并且是与个人关系挂钩的。中国员工认为仁爱的形式是团队精神或者团队合作,以及在工作上的支持。根据许多被调查者的个人实例可见,上级能够放低姿态、尊重并理解被调查者的处境非常重要。
中国更重视个人能力
中国与土耳其在某些文化领域内具有相似性,在另一些文化领域内则存在差异。中国员工重视“能力”在不同焦距内加强信任中的作用,土耳其员工认为能力是一种标准,然而研究中惟有一个关于能力的实例是发生在工作背景下的,并且与仁爱和正直联系在一起。对于在同级之间建立信任时,仁爱是主要的驱动力,在没有纵向权力的影响下,信任和影响力是通过各种手段形成的,比如善意、良好的意图和适当的时机。
在与下属建立信任时,上级注重的是可预测性以及下属的能力,此项研究结果与卡罗尔·韦尔丝和戴维·基普尼斯数年前公布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却与帕特丽夏·多尼及其同事在1998年研究中的预测截然相反,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高度“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受到重视的是下属的开诚布公和直言不讳而非完全服从及唯唯诺诺,因为前者意味着诚实与勇气。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伯特·豪斯的全球研究结果,将中国的绩效定位评为4.45分,接近美国的4.49分;而土耳其的分数则为低于平均分的3.83分。陈辉云指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了解为什么中国更注重个人能力,而在土耳其,对上级的信任以及同事之间的信任要比个人能力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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