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资本成为新的比较优势

    我国现有外贸、外资战略的基本框架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当前我国资本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需要实现两个重要的战略转型，以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更大的竞争优势：一是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的转型，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二是资本开放战略的转型，从资本集聚到资本辐射。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国际资本加速向我国流入，虽然对我国经济起着整体性的推动作用，但也使得我国经贸结构的不平衡性加剧。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大多“两头在外”，由外资带动的个别产业发展，其带来的知识技术 “溢出效应”较小，并不能带动我国产业整体发展。无助于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外向型产业过度膨胀，而内需产业发展不足，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弱，极易埋下结构性过剩的隐患。另一方面， 过度的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对我国金融调控与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巨额国际资本流入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主要是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传导机制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效果的影响。

    由于外资外贸战略对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及我国金融转型汇率的特征，因此汇率、利率政策不得不受到外贸、外资政策的制约；一旦汇率政策不能随之改变，只能靠牺牲国内诸如货币供给目标而保证汇率稳定，这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影响整个金融转型进程。

    尽管当前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17.6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1.8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我国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还很滞后，难以形成强大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力。面对新形势下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包括产业分工与金融分工）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让资本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使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为此中国需要实现两个重要的战略转型。

    其一，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相对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是更高级的经济输出和配置资源的形式。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金融发展战略的核心。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瑞士银行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人均GNP（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达4610美元，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阶段，尽管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187.2亿美元，然而与国际资本流入相比，我国的资本输出和对外投资份额较小，资本向外拓展潜力巨大。

    其二，资本开放战略的重要转型：从资本集聚到资本辐射战略。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依靠内生资本的资本辐射（由于拥有资本竞争优势自主决定资本的流向）才是促进一国内生成长的关键。资本辐射战略更多强调中国自主发展与经济的内生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资本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升级。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 “世界工厂”向“世界资本策源地”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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